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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

有匪君子,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.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 
 

在这个社会上,还有人在与不良现象公开抗争  

2014-05-15 16:55:58|  分类: 反腐倡廉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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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举报人不是我 一个基层官员的“舆论监督”

编者按

时隔15年,本报头版头条报道过的官员“记者”熊国剑,再次拨通南方周末编辑部电话。这位勇于批评的基层官员一度选择归入“沉默的大多数”,竟又因官场的猜忌被“逼上梁山”。

当年在熊国剑最痛苦的时候,本报记者劝他留下:就像江永的柚子,换个地方种出来的就不好吃。这话他铭记至今。是什么让一颗不安分的柚子孤独无助,甚至丧失安身的土壤?

但凡当地有负面新闻发生,无论民间还是官方,总认为是熊国剑干的,他屡屡陷入“自证清白”的尴尬境地。

在举报信上网之后、媒体报道之前的8个月里,当事人皆安然无恙。谁是举报者,反而是江永官场的焦点。

熊国剑此前所写过的批评报道,处理最重的是免掉一个非法砍树的村支书;与之形成对比的是,三个接受采访的村支书被免。

“他让一些曾经悲观的人们看到,在这个社会上,还有人在与不良现象公开抗争。”

“深挖”举报人

年初,湖南小县江永,一次史无前例的官场地震爆发:因一起“领导干部子女亲属违规调入事业单位”案,包括先后两任县委书记在内的6名官员被免职。中组部就此向全国通报。影响之大,用一位当地官员的话说:在湖南,“除了衡阳(人大代表贿选)案就是这个了”。

引爆此事的是一个网帖:2013年3月17日,湖南省“党网”出现一篇题为《江永县一批县官弄虚作假违法乱纪安排自己的子女》的举报信,信中揭发:6名在任的江永县级领导干部,为子女伪造在外地工作的档案,之后将其调回江永的行政或事业单位工作,以规避本应参加的统一招考。

举报信的落款署名是:不是传说是腐败。

据当地知情人士透露,在江永,县级领导可“照顾”一个名额进事业单位,是存在了六七年的一个“土政策”。背景是,事业单位实施“逢进必考”,领导子女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靠“招工”进各单位,考试又难以过关,于是改走“调动”路线。由于调动需要相关手续,因此得伪造工作档案。

南方周末记者分别找江永县两位县级干部核实该“土政策”,其中一位表示“没听说”,另一位证实存在,但自己拒绝“享受”。

举报一开始在江永并未掀起多大波澜,事实上,上述网帖发出不久即被删除,上级纪委虽曾赴江永调查,但久未见结果。在举报信上网之后、媒体正式报道之前的8个月里,当事人皆安然无恙。

谁是举报者,反而成了江永官场的焦点。

举报者显然非等闲之辈。网帖中,6名县领导及其子女的姓名、伪造档案的外地任职单位、子女们现在江永的工作单位,都写得清清楚楚,事后也均被查实。人们分析,能搞到如此翔实的举报材料的,只能是官场中人。

传闻中,被怀疑最有可能出“内鬼”的单位分别有:县委组织部、县编制办、县人事和社会保障局,此外怀疑对象还有某些“动机不纯”的县领导及科局长。

一时间,江永官场暗流涌动、危机四伏。几个怀疑对象更是苦恼不已,纷纷借各种场合表明清白。

不过,随着交通局原副局长熊国剑被纳入“嫌疑对象”,所有人均解脱了。

“下面批评上面”

熊国剑,外号“熊大侠”。在江永曾以仗义执言闻名,年轻时曾写过多篇为民请命的新闻报道,其批评对象上自县委书记,下到村支部书记。1999年8月27日,南方周末曾以头版头条报道其事迹。之后,熊国剑又得了一个外号——“包青天”。各地“冤民”纷纷向其求助。求助者中甚至还有法官。为此,不堪重负的熊国剑不得不又写了一篇题为“我不是包青天”的文章。

苦恼并不仅限于此。在那之后,但凡江永有负面新闻发生,无论民间还是官方,总认为是熊国剑干的,熊国剑屡屡陷入“自证清白”的尴尬境地。

2010年,江永县交通局为职工盖的“联排别墅”被《中国青年报》曝光。熊国剑当时是交通局分管住房的副局长,事后自己也和别人一样补交了一万多元。他以为不会被人怀疑。但直到现在,一些朋友、领导仍认定是熊国剑干的。

“违规进人案”发生后,一位县领导分析,二十多万人的江永县,文艺方面就那几个人,能做、想做、敢做的熊国剑算一个。不过,该领导在第一时间即排除是熊国剑干的:“这个人做事敢作敢当,要搞就用真名,不会匿名。”

熊国剑代课教师出身,1988年,因为会写文章,被当时的县委书记曾昭熏看中,招到桃川镇政府,开始了从政生涯。两年后,他全票当选主管科技的副镇长,成为当时江永最年轻的副科级干部之一。他大概也没想到,自己会在这个位置上一待就是21年,直到2011年升“主任科员”,成为江永资格最老的“副科级干部”。

1995年至1998年,熊国剑调入《江永报》当记者。该报系县委机关报,与县委其他部门在一座楼上办公,江永报在一楼,县委领导在二楼、三楼。由于熊国剑屡屡做本县的批评报道,常被江永干部“一语双关”地调侃为“下面批评上面”。

在这期间,熊国剑还写了诸如《湖南江永强征“烤烟税” 干群关系如水火》、《秧苗何辜遭此劫难》等若干批评报道,发表在《半月谈》、《人民日报》等中央媒体上,有的还被中央领导批示,虽未产生“严重后果”,却让县领导心惊肉跳。

如今提起来,熊国剑对当年的“血气方刚”有所反思。他承认,在当时的政策背景下,类似的事情全国农村哪都有,但因为别的地方没人写,江永因为有他挨批,确有失公平。

此外,涉事官员有时也显“无辜”。比如,一位镇党委书记因贯彻县里的“香柚进水田”政策不力,被县委书记大骂一顿,带头拔掉了拒绝种香柚的农户家的秧苗。此人本有望升任县委常委,结果因熊国剑的报道告吹。

1998年,《江永报》宣布停办。在讨论人员去向时,有领导提议把熊国剑调到全县最偏远、路都不通的一个乡去当副乡长。熊国剑听说后公开反击:组织安排我服从,但你们别做坏事,否则做一件我写一件!过了一阵,时任县委书记唐长久找熊国剑,问他想去哪。熊国剑说:想去检察院。县委书记笑了:去交通局当副局长可不可以?可以的话明天就去报到。

就这样,在众人惊讶和羡慕的眼光中,熊国剑到了交通局,一待就是16年。

“招安”背后

在外人看来,到交通局后,熊国剑一改往日“刺头”形象,开始“安心工作”。由于久不见熊国剑的文章,有惦念他的上级宣传部门领导还私下打听:熊国剑怎么这么久还不出来“捣乱”?

刚调入交通局之初,江永官场议论纷纷,认为熊国剑与局长搞不到一块去,没准哪天又要出事。令人意外的是,共事一段时间之后,该局长却在多个场合大讲熊国剑的好话。

有人认定:熊国剑被“招安”了。

事实上,近十年来,熊国剑不仅不再写批评报道,也“不问政治”,不看“江永新闻”,甚至连有的县委领导也不认识。有一次去开一个现场会,见一个人在那指手画脚,熊国剑问这人是谁,对方瞪大了眼——原来那是县委组织部部长,到江永已经三年了。

交通局原局长2002离任,现江永县人大副主任欧阳小泉接任局长。他与熊国剑共事十年,被认为是能“搞得定”熊国剑的为数不多的人物之一。谈及个中心得,欧阳小泉认为:熊国剑“需要耐心的思想工作”,人总是会变化的。他说,在交通局任职期间,熊国剑一直忙于工作,“就没那么多时间去考虑那个(写批评报道)”。

但事实上,熊国剑不再写批评报道的真正原因,只有他本人清楚。

1998年,江永县惊曝一桩丑闻:县里招商引资引来的大台商,竟然是一个毒贩子。其在江永制冰毒期间,曾设法让县里为其配了一辆警车用以运输毒品,还将政法委书记的女儿发展为情妇。当时,已任交通局副局长的熊国剑按捺不住,调查核实之后,接连写了数篇报道,发在全国各大媒体上。南方周末亦做了报道。

此事非同小可。在熊国剑的首篇报道见报后,江永和其所属的永州市如临大敌,一位市领导专程赴江永开干部大会,花了一个半小时批熊国剑的报道,称“散文不像散文,杂文不像杂文,新闻不像新闻”。

开会当天,有朋友在街上碰到熊国剑,当即大惊:你还不快跑?熊国剑疑惑不已:该跑的不是我啊!

没过多久,当地党报很快登出一篇《毒枭梦断“南洞庭”》的正面报道,表扬江永县委、县政府在冰毒案中部署周密、破案迅速。

此事结局是,被熊国剑认为负有责任的大小官员纷纷升迁,接受他采访的村支书却遭免职。日前,南方周末记者找到了这位叫申新贤的村支书,他确认当年“吃了熊国剑的亏”。除了本人被免去村支书之外,他的一个小孩本有望到供销社工作,也因此事受牵连而泡汤。不过,申并不怪熊国剑,因为他也“吃亏”了。

冰毒案成为熊国剑至今未解开的心结。

实际上,到交通局工作之初的几年,熊国剑仍写批评报道。但压力越来越大。江永因屡屡出负面新闻,被一位市领导痛批“庙小妖风大,池浅王八多”。

批评监督的“生存土壤”渐被铲除。在“违规进人案”被处理之前,熊国剑所写过批评报道,处理最重的是免掉一个非法砍树的村支书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,另有三个接受他采访的村支书被免。

2002年,江永一加油站倒塌砸死7人,熊国剑写了报道发在外地报纸上,江永县电视台跟进,做的是“正面报道”,但台长却被一位领导臭骂一顿,理由是不论正面报道还是负面报道,都不能跟在熊国剑屁股后面做,“江永绝不允许再出第二个熊国剑”。

江永县县志办曾出版过一本《江永名人录》。出版前,县领导审稿时发现有熊国剑,遂要求拿下。县志办主任拒绝,说熊国剑若不是名人,江永就没名人了。结果县领导拒绝给钱,县志办只得另外筹款,最终还是把书出了。

2003年,江永爆出另一桩丑闻:县里耗资千万元的“引水工程”,承包给了一个没有资质的个体户,因为工程质量低劣,导致屡屡停水,最后全部报废。此事曾被《人民日报》报道,但相关责任人同样安然无恙。

自此之后十几年,熊国剑再未写过一个字的批评报道。

被问及“为什么不写文章了”时,熊国剑多以“老啦”作答。

其实他不算老,到今年也不过51岁。但已身体发福、皱纹满面,头发也掉了一大半,与十几年前那个西装革履、意气风发的熊国剑相比,已经判若两人。

“逼上梁山”

就在熊国剑“缴械”多年之后,江永“违规进人案”却再次将其卷入是非漩涡。

2011年,熊国剑响应县里“改非”政策,升为“主任科员”,同时免去副局长职务。2012年10月不再上班,彻底告别官场。

“违规进人”事件初期,熊国剑浑然不觉。按他的说法,近十年来,他早已适应了各类官场潜规则,公款吃喝他参与,公车私用他也干过。对于“违规进人”现象,他已见惯不怪。至于举报,“想都没有想过”。

一直过了差不多一个月,以前在乡镇工作的一个老同事约熊国剑吃饭,拐弯抹角地提醒他“不要搞这个得罪人的事情”。

熊国剑没当回事。后来,陆续又有多人“旁敲侧击”,他渐渐觉得“不对劲”。

2013年9月初,另一位老同事突然致电能国剑。“他说你在哪,我有非常要紧的事要找你,你现在马上过来,我问什么事有这么着急,不会是死人吧?他说也差不多要死人了。”

见面之后,对方单刀直入,“说国剑你不能干这个事了,人家非要弄死你不可!”

熊国剑这才知道,举报“违规进人”的事情真的栽在了他的头上。

熊国剑气得不行,找到一位前领导,问对方知不知道这事。“他说知道,没跟我说,怕我生气、恼火”。

问明原委之后,熊国剑很快由生气转为害怕。当年他写批评报道,只得罪个别官员,最多不过得罪县委书记。而这一次,得罪的是整个官场。

熊国剑后来分析,举报被“栽”到他头上,其实有必然性。由于“恶名”在外,领导首先会怀疑是他干的;老百姓因有“包青天”情结,则希望是他干的;举报者本人为了自身安全,也希望别人以为是熊国剑干的。

思前想后,熊国剑认为,保护自己的惟一办法,就是尽可能地将此事公开。

“我完全是逼上梁山。”熊国剑说。

事件发展的走向表明,此事虽非因熊国剑而起,但熊国剑却事实上成为江永“违规进人案”的关键人物。

“你死我活”

2013年11月15日,《中国青年报》以近一个版的篇幅报道了江永“违规用人”案。熊国剑是其中惟一公开姓名的受访者。报道还配发了一条关于熊国剑的人物稿,标题是:我不是举报人,但还是想说真话。

报道发表之后,形势大变。江永县纪委当即成立调查组调查,两天之后即宣布媒体报道属实,7名被违规招进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子女被清退。

对此结果,熊国剑称,“完全没有想到”。

但熊国剑的处境却没有任何改善。《中国青年报》报道之后,熊国剑不仅没能“自证清白”,相反等于“做实”了其举报者身份。见报当天,一位县领导即找熊国剑谈话,对其委婉发出警告,提醒其当心被几个被报道的小孩子“找麻烦”。此外,该领导还在一个饭桌上公开对熊国剑表示担心:得罪这么多人,熊国剑以后怎么在江永待?

熊国剑称,斗争形势已是“你死我活”。

继《中国青年报》之后,央视、新华社等媒体也先后跟进报道,熊国剑则成为重要“线人”。

在媒体不断追问和中央领导批示之下,江永“违规进人案”继续发酵。2014年2月,原江永县委书记伍军(被处分时任永州市零陵区区委书记)、原县长陈景茂(被处分时任江永县县委书记)、县编办主任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、县组织部副部长、县教育局副局长等6名官员被免职,另有9人受党纪处分。

然而,在江永官场,不少人对被处官员充满同情。江永县人大一位副主任对南方周末记者直言处理得“太重了”,因为这种情况“不光是江永的事,外面也有,有的甚至比江永还严重”。另一位正科级干部则说,江永相邻的一个县,科级干部就可以有一个照顾名额。他认为,江永错就错在不该弄假档案,如果县里早形成一个文件来规范,或许就不会出事。

这名科级干部对被免职的县委书记陈景茂尤其同情:“(违规进人现象)不是他的发明,他也没得什么好处。”他强调,自己当上单位的一把手,陈没要他一分钱,“当一把手没几十万能行?一分钱没要,别人想都不敢想”。

事件中被免职的县人大副主任则被认为是吃了亏:与其同龄的一位政协副主席,因为结婚早,孩子早年就通过“招工”转干了;而他因结婚晚孩子年龄小,没能赶上“招工”,这次还倒了大霉。

在此氛围下,熊国剑越发感觉到压力巨大。被免职的6名县级领导中,有两个是他在乡镇工作时的老上级。熊国剑听说此案被查处后,这两位老领导曾打算找他“沟通”,但被另一名涉事领导阻止。“找他干什么呢?他又没有做错。”

对于“违规进人”现象,熊国剑以前只是有耳闻,深入研究后发现,此类操作已相当成熟。比如,涉案人员的假档案都是从相邻县级单位开出的,可以防止两单位过近而“穿帮”,很可能涉及两县间领导子女的“互动”。此外,有的还在假档案中凭空造了数年工龄,这样“调”到新单位后可拿到更高的工资。

熊国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,这说明这种人事腐败现象已经非常严重。作为国家公职人员,他早有耳闻,却一直保持沉默,其实也负有责任——所有干部都负有知情不报的责任。

一位当年曾编发过熊国剑多篇报道的媒体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,熊国剑每做一篇报道,其实都是对自己价值观的一次强化,并形成了强大的职业自尊。在现实环境中,他虽然有所退缩,但始终没有倒下。“他给我一种力量,让我看到在这个社会上,还有人在与不良现象公开抗争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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